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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祭文化与《九歌》的诗意呈现(三)
2011-12-29 10:42:31   来源:http://blog.sina.com.cn/wls1222   作者:   评论:0 点击:

  《九歌》是在神话的基础上,以巫觋祭祀歌舞为题材的叙事抒情诗,经屈原改编而成。作者以热情奔放的想象、雄奇瑰丽的辞藻、丰富的情感使得《九歌》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九歌》是一组意象清纯、情致深婉、文辞优美且富有爱国主义的诗篇,堪称艺界奇葩。下面将从《九歌》的“代拟”艺术、诗兴的迷狂以及浪漫主义来分析《九歌》祭祀文化中的诗意呈现。

  (一)《九歌》的“代拟”[20]艺术及影响

  《九歌》诸篇中的抒情主人公并非屈原自己,突破了以“自我”为主人公的局限,创造了一系列的“非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一种移情创新。虽然诗中创造了一系列的“非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但在情感遭遇上,这些形象却渗入了屈原不幸的色彩,因此虽然诗人不是主人公,但却用了“我”的人称,这是抒情方式的一种“代拟”。

  “代拟” 方式最早发生在古代君王发布诏令而请臣下代为拟写之时,后“代拟”在《诗经》中用于抒情,恰恰最先出现在《周颂》中,然《诗经》中的“代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周颂》的代拟较多政治上的说教,能在诗人与抒情主人公(人格化抒情主体)的分离中维妙维肖地拟写抒情主体的情状、心理的“代拟”,只是到了屈原《九歌》,才进入了艺术表现上的成熟阶段。《九歌》是带有巫风特色的沅湘民间祭歌,而巫风祭祀本身就是一种“代拟”式的祭祀过程。屈原在《九歌》中运用“代拟”的抒情方式,就是从祭祀中迎神巫者以及所迎神灵的身份展开艺术想象,拟写人神交接的种种情状。因此“代拟”又是一种虚拟的想象。屈原《九歌》正以这种“代拟”方式,生动精妙地拟写了祭祀中神与巫的种种交接情状,创造了摇曳多姿的祭祀情景。

  《九歌》“代拟”艺术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一为“代拟”三种不同的抒情结构:叙赞式结构、对唱式结构、祭祀中的寻觅、纪行结构。二为《九歌》代拟的神鬼情状,将细节、神态的拟写与环境氛围、衣饰扈从的拟写完美融合,使得神灵形象鲜活动人,令人过目不忘。三为《九歌》“代拟”语言风格,其语言风格多样,切合所祭神灵的身份与特点,再现了一个奇幻的神灵世界。屈原《九歌》对“代拟”艺术的探索和积累的经验,无疑是中国古代诗歌抒情艺术的巨大开拓和贡献,对后世抒情诗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汲取着《九歌》“代拟”的艺术果实,经《九歌》而到张衡的《同声歌》、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建安诗人群体代拟之作的大量涌现,进入了“代拟”创作的繁荣时期。其后南朝、唐代的代拟之作蔚然可观。这一切都不能不归功于屈原《九歌》在“代拟”艺术上的开拓和创造之功。

 

  诗性的迷狂

  诗起源于原始巫术,巫歌,符咒,神渝是诗的原始情态。根据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的研究,巫术文化是一种以象征性思维为核心的诗性文化,巫术与艺术的关系不可分割,罗宾•乔治•科林伍德在《艺术的起源》中说:“巫术与艺术之间是非常相似的,但巫术实质上达到预定目的的手段。既然被用作达到目的的手段,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只是某种带艺术性的东西。巫术的目的仅仅是激发某种情感。”“虽然巫术激发情感,它的作用方式却完全不同于娱乐。由巫术动作唤起的某种情感,并不由于这些动作而得到释放,释放情感的事情不应当发生……在娱乐艺术那里,情感得到释放,一边它不去干预实际生活;在巫术这里,情感被引导指向实际生活。”[21]《九歌》正是屈原模拟巫术的思维方式,结合自身遭遇和感慨创作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再现想象中的神秘世界,激发情感,以词语和舞蹈的形式有意地寻求与自然的沟通。巫者在“以情娱神”的过程中迷狂恣意,形成没有内在逻辑的四溢的激情。可以说没有楚地的“ 巫术艺术”就不会有屈原的《九歌》及其楚辞这种文学样式,但屈原“使巫术为他抒发情感服务,而没有陷入巫术迷信的泥坑”。[22] 屈原注意将巫觋的迷狂转化为诗兴的迷狂,将宗教感受转化为艺术形式的感受,是屈原作品真正有审美观的作品。

  在屈原时代,一切都笼罩在神话的集体的意识和集体表象之中,人们确信我们称之为虚幻神话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屈原受到宗教和神话的教育、影响,因此他的创作吸取并熔 了笼罩在神话上面的巫术成分,作为其表达思想的形式。因此屈原很容易从现实进入巫幻的情景,达到似真似假的巫术境界。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现实的不幸命运和辉煌巫风世界经过“魔法综合”甚至撞击之后,形成一种不可遏制狂烈奔涌的灵感状态,进入迷狂状态,从而在人神共祀的世界中溶 出千古不朽的抒情篇章。创作的最佳心态是理智与迷狂结合的半迷狂状态,是进入角色,旁若无人,如醒如痴、情绪激越的状态,是思想、感情、想象、理智充分激活的状态。《九歌》是诗人凭借想象、幻想创造出来的,是以巫觋祭祀歌舞为题材的叙事抒情诗,《九歌》中的抒情主人公并非屈原自己,而是湘夫人、湘君、山鬼等鬼神,通过对神灵的渴望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达到了“真幻交混”的巫术迷狂境界。

  柏拉图在《斐德罗斯篇》中认为迷狂有四种:第一种时古老预言术的迷狂,第二种是巫术和宗教的迷狂,第三种是诗神凭附的迷狂,第四种是爱情(哲学)的迷狂。诗是迷狂之中神的赐予,诗人又都是“神的代言人”,而诗人同时都是被神附体处于迷狂状态的巫师(即占卜者),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自辩》里说道:“诗人的创造不凭智慧而凭一种神圣的灵感,好比巫师的灵感。”“凡是高明的诗人……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它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的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得狂欢,由于这种灵感的影响,他们正如酒神的女信徒们受酒神凭附……抒情诗人的心灵也正像这样,他们自己……诗人时一种轻飘得长着羽翼得申明得东西,得不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 [23]。

 

  在柏拉图看来,诗人不凭理智而凭灵感写作,诗人不是在诗人神志清醒时写出来的,而是在如醉如狂的状态下写成,有如情人的热恋、巫女的呓语、醉酒后的疯狂。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说:“那种被误认为是神灵附体的失神的颠狂,都起源于野蛮是到的巫术仪式。这种仪式目的在于倡导灵魂与神交通而永远得救。”[24]

  屈原是楚国的大巫,楚国宗教氛围浓厚,巫风盛行,《九歌》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的。作为一种巫术活动,其目的在于再现想象中的神秘世界,激发情感,以词语和舞蹈的形式有意地寻求与自然的沟通。《九歌》是屈原被流放时写的,怀才不遇的感伤和忠君爱国的赤胆之心使得他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解脱,只有转向神灵世界寻求慰藉。《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山鬼》都描写了神的爱情故事,通过神灵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来表达诗人对美政理想的的追求,而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态度正是诗人对理想的坚持不懈的体现,《湘夫人》中描写了荷盖,荪壁、紫坛、芳椒、百草庭、芳馨门等十七八种最美好的事物,洋溢着对真挚爱情和美满理想的无限向往之情。同时通过想象和幻想,将自己的寄托完全展现在人神对唱中:由湘君在沅、湘两岸到处追寻相夫人时,联想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情景,《湘夫人》的意境空间一下子就扩大得难以穷尽了:社会人生中,一切执著追求而始终虚幻难得的种种现实境况,一切由虽执著追求却始终虚幻难得所引发的忧愁、懊恼、惆怅、失望,似乎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同构感应和精神寄托。远离理性,同时将人的本能,生命力的骚动也宣泄出来,陷入迷狂恣意的感情宣泄,诸篇美丽的抒情诗章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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