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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创造——汨罗江畔端午习俗“非遗”杰出价值初探
2011-12-29 10:41:06   来源:http://www.hnwhyc.com   作者:徐蔚明 周冬霞   评论:0 点击:

  公元前278年的端午日,深受人们景仰的伟大诗人屈原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爱和对时局的极度无柰,跳入汨罗江的万顷波涛中。从此,汨罗江畔便诞生了一个传承了二千多年的民间节日——端午节,并由此派生了一项经久不衰的体育运动——龙舟竞渡。

  汨罗江畔端午节一般从五月初一开始到十五止。汨罗江边的楚塘、渔街、凤凰山、河市、归义、红花、新市、浯口、长乐等乡镇一带的端午习俗,除了办盛宴、吃粽子、插艾挂菖、喝雄黄酒、赛龙舟外,雕龙头、偷神木、唱赞词、龙舟下水、龙头上红、朝庙、祭龙、祭屈等都有神秘的仪式和独特的文化内涵,观龙舟、回娘家、辞端阳、插艾叶、喝雄黄酒更有浓郁的地方含义。

  上述这些习俗,自汉以来就有零散的文字记载。如公元424年颜延之的《祭屈原文》、公元六世纪初吴均的《续齐谐记》及稍后的《荆楚岁时记》、《隋书·地理志》等均有描述。

  中国民间重大的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但唯有端午节是纪念一个人并派生了一项运动,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展示了汨罗江畔端午节的杰出价值。主要表现在:

  第一,凝聚了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端午节是汨罗江两岸人民和中华民族共同的天才创作,集中体现了端午文化的基本特征,反映了华夏民族招屈子英魂、励士民壮志、祈社会统一、求国家振兴的强烈愿望,以及团结求索、奋勇争先的伟大民族精神,对楚汉文化融入华夏民族之中进而形成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对激发历代文人志士的创作灵感和国民的忧患意识,对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对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端午是诗人、文人的节日。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文人,端午文化历来是他们抒怀壮志、记录历史、表达情感的创作源泉,这种创作的结果是形成精英文化,影响和作用于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的思想观念。屈原的爱国忧民的思想则成了历代文人吟唱的主题,进而成为民族文化吟唱的主题,发展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

  同时,端午节又是广大百姓的节日。在农耕文明时代,人际交往的半径非常有限,人际交往的频率也极低,恰恰是传统节日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拥有一个广泛的交流平台。在汨罗江畔过端午节的那些日子里,从期待、准备、参与到狂欢的全过程中,无不充满一种内在情感。如采粽叶、打艾叶和菖蒲以及浸糯米的那份期待,一家几代围着堂屋内包粽子时的那份亲情,女儿女婿背着儿女带上粽子、鸡蛋、面条、包子回娘家时的那份温馨,十里八乡一起观龙舟竞渡时的那股狂热,无不显示着人们在节日里洋溢的那种快乐。端午节让一代又一代劳作的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激起人们对屈原的怀念、对国家美好未来的向往。

  在龙舟竞渡中产生的那种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意识和精神,则上升到了一种龙舟文化,滋养着华夏儿女,凝聚成一股团结向上的力量,凝聚成为了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第二,托起了一个人物不落的辉煌。

  端午节是中国人民献给屈原最为隆重的祭礼。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约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湖北秭归县一个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屈原年轻时就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二十多岁便官至“左徒”。对内,他主张“明法度、废心治”、“举贤授能”、“察乎民心、施行德政”,对外,他主张“联齐抗秦”。然而屈原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权贵们的利益,多次遭谗言迫害而被放逐。

  公元前287年,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一带。九年间,身心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在汨罗江一带行吟泽畔,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和《九章》等可与日月争光的瑰丽诗篇,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式样——楚辞,并成为湖湘文化和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尤其是屈原爱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志洁行廉的伟大品格、九死不悔的求索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具有撼人心魄的历史感召力。

  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于农历五月初五自沉于汩罗江,以明其忠贞爱国之志。从此善良的人们便把本来是崇拜“龙”的节日(端午节),献给了这位以身殉国的伟大诗人。

  因为汨罗人民最先把屈原与端午联系在一起,使得端午节赋予了一种永恒的文化生命力。并给了屈原灵魂年复一年复活的载体,使得屈原与端午共生共荣、相得溢彰。

  端午为屈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大节日,竟然成了纪念一位诗人的节日,可见屈原的影响之深远。今天,当我们吟诵着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壮丽诗篇时,那千古绝唱依然让人荡气回肠,一种豪迈的进取心蓦然而生。可以说,屈原的求索精神是流淌在炎黄子孙血液中的一种精神因子、一种活力,它是孕育人类智慧之果的花蕊,是射向自然与社会的理性之光!

  自从汨罗江畔的人们把“端午”这个节日献给屈原后,屈原的名字和事迹得以进一步留传,成为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端午节托起了屈原永不落幕的辉煌。

  第三,派生了一项独特的竞渡运动。

  屈原投江后,当地百姓纷纷驾起渔舟,赶往落水地点打捞抢救,并向江中抛洒竹筒饭和麦面它,以防鱼虾、绞龙吞噬屈原的躯体。此后,每年的端午节,汨罗江畔的人们就不断重复着这个“故事”,并由此形成相沿数千年的著名体育活动——竞渡。这一活动在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记载甚多。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载:“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南朝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唐初魏征纂写的《隋书·地理志》记载“荆州风俗”时,更有详细载述:“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这些诗文都可证明龙舟之源在汨罗。

  自隋以后,封建帝王为巩固皇权统治,十分推崇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重视端午节的竞渡活动。唐天宝7年(公元748年)唐玄宗李隆基颁敕重建汨罗屈子祠,定名汨罗庙,并将屈原纳入朝廷对历代十六忠臣的祭祀之列。唐代宫廷也兴办龙舟竞渡,开皇家内廷龙舟竞渡之先河。后梁太祖朱温封屈原为昭灵侯,兴起对屈原封爵之风。北宋元丰5年,宋神宗赵顼封屈原为忠洁侯,元世祖忽必烈封屈原为清烈公。清康熙初年除端午节祭祀屈原外,还有春、秋二祭,其规格与祭孔几乎不相上下,地点在屈原行祠。直到清末,利用端午节及其民俗祭祀和纪念屈原的记载,屡见于史书。显然,由于封建帝王的重视和倡导,端午节的龙舟竞渡等民俗祭礼活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流传到东南亚、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岳阳市借助龙舟竞渡运动发祥地在汨罗的优势,大打龙舟文化品牌,20年内举办了8次大规模的国际龙舟赛事,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来宾,各国朋友都惊呼“中国的传统文化了不起”,极大地提高了岳阳的知名度,促进了岳阳的改革和开放。如今,龙舟早以从汨罗划向全国、划向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作为一项现代体育运动,列入了2008年奥运会表演赛项目。

  第四,成就了一条世界级的文化名江。

  汨罗江发源于江西省修水县,经平江、汨罗而入洞庭,全长不过253.2公里。她虽然没有扬子江、密西比河那么域广流长,也没有黄河、尼罗河那么远古灿烂,但随着公元前278年屈原在这条江上惊天一跃,年复一年的五月、载复一载的端阳,人们都在这里重复着一个 “用龙舟打捞屈子尸魂”的故事,这条江便随着龙舟竞渡的鼓点声响彻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异国他乡。汨罗江,在世界众多河流中,也就成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江。

  追朔历史,自汉以来历代文人对屈原倍加推崇。先后有刘向为之结集、贾谊为之作赋、司马迁为之立传、李白为之作诗、朱熹为之集注、苏东坡为之写联、鲁迅为之赋诗、茅盾为之题词、郭沫若为之编剧。青年毛泽东不仅两次亲临屈子祠,而且一生与《楚辞》相伴。可以说,历代文人把屈原当作一个文化品牌来反复打造的,人们在膜拜他的时候,实际是在膜拜一个民族的族魂。

  而作为宣扬屈子灵魂的屈子祠,作为收留屈子尸魄的汨罗江,作为屈子思想、人格与文化载体的端午节,则成了激化历代文人抒怀壮志、记录历史、表达情感的创作源泉。贾谊临汨罗江而作《吊屈原赋》、司马迁江边留踪忍辱负重著《史记》、杜甫同命江上魂随屈子、韩愈祠内凭吊而作诗赋、柳宗元过汨罗江而赋文,还有李白、苏轼、刘禹锡……史上众多大家留下了吟咏汨罗江、屈子祠、屈原的诗文。

  进入现代,毛泽东曾饱含深情写下“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的诗句,表达了对屈原的无限敬仰和高度赞扬。台湾大诗人余光中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就喊出了“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并曾在6个端午节里追忆吟咏屈原,其中1951年的《淡水河边吊屈原》中喊出了“悲苦时高歌一节离骚,千古的志士泪涌如潮,那浅浅的一湾汨罗江水,浇灌着天下诗人的骄傲”,道出了诗人对屈原崇拜。

  可以说,历代文人志士对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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